每天早上，我都是边听《早安长三角》新闻边准备早饭。新闻开始有个半句话导语：“江苏，是建筑业大省，建筑业总产值……”

　　作为江苏南通筑业的一员，我知道中国建筑行业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“中国建筑看江苏，江苏建筑看南通”。南通市建筑业2021年产值已经越过了万亿大关。

　　在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中，南通市共有九家企业入围，其中八家企业的主营业务跟建筑业有关。唯一与建筑业无关的是号称“中国特种光缆第一股”的中天科技。但如果你感兴趣去溯源的话，其前身是一家砖瓦厂。

　　我自毕业起来到这个中国“建筑之乡”，二十多年来虽几经辗转，但基本没有脱离南通建筑这个圈子，下面就谈谈自己对南通建筑业的一些感受。

　　据《南通市志·建筑业》载，清末民初实业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张謇创办大生集团，使得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和建筑发轫于南通。

　　改革开放初期，建筑企业的任务还是靠计划分配。当时南通的建筑队伍根据指，开始有组织、成建制地开往全国参与各类工程建设，贡献卓著。

　　南通建筑队伍第一个跨省目的地是1978年去大庆，随后，1979年赴新疆、1982年下深圳、1983年去上海、1984年……他们在大庆赢得了“建筑铁军”赞誉，在深圳更是创造了5天一层的“深圳速度”。而西藏饭店工程，南通建筑队伍也为江苏省赢得了第一个建筑工程鲁班奖“小金人”。

　　中国建筑业协会近期公布的2020～2021年度，第一批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入选名单中，南通地区建筑企业总承包工程再获5个“鲁班奖”。至此，南通市已累计斩获这个中国建筑业最高奖115个，在全国地级市中一骑绝尘，遥遥领先。

　　南通建筑业一直都有靓丽的数据。比如南通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内容：2021年南通市建筑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万亿，总量达到惊人的10568.7亿元。这个产值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。

　　这其中完成700亿元以上产值的企业有3家，300亿～700亿元产值的企业有7家，100亿～300亿元产值的企业有16家。南通全市24家特级资质建筑业企业中，有21家企业完成产值超百亿元。

　　然而就是这样辉煌的数字背后，是“南通n建”近几年接连上演的一幕幕“破产重组连续剧”：

　　而就在2021年，南通二建还以809.47亿元的营业收入，位列“2022中国建筑行业民营企业200强”榜单全国第2位，江苏省首位。

　　“南通n建”的工程业绩与实际经营状况呈现出如此冰火两重天，畸化到让人咋舌。

　　我曾经看过一篇来自南通统计局的分析文章，作者采用“索洛余值法”，研究劳动与资本生产要素投入，以及除此之外的广义技术进步要素对南通建筑业增长的贡献率。

　　从2010—2019年的分析结果看，南通市建筑业技术进步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0.86％，甚为缓慢。从投入的各要素贡献率看，劳动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.2％，资本投入贡献率为32.8％，而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贡献率仅为6.0％。

　　可见，南通建筑业产出，主要依托劳动力和资本两项投入，技术进步贡献率占比非常低。

　　技术含量低，就只能在市场低区徘徊。而这个市场早已一片“红海”，在“最低价中标”（这也是产能过剩导致过度竞争的结果）的大背景下，南通建筑业各路英豪最终拿出来的终极杀器还是“伤敌一千自损八百”的价格战。

　　“价格战”导致企业的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，真的是“刀刃向内”，每一刀都是在割自己的肉。其结果无非就是“累死自己饿死同行”的“双输”局面。

　　江苏省建筑业企业总数全国第一，勘察设计企业数全国第一，但根据《建筑时报》公布的数据，江苏省仅1家施工企业进入全国前十强，1家设计企业进入全国设计企业前20名【注①】。

　　这个数据，与江苏作为全国建筑业大省的地位并不匹配。江苏建筑业这个“苏大强”，多少有点儿大而不强的味道。

　　这几家建筑企业集团，大多脱胎于原地方性国有建筑公司或各村、镇建筑站改制整合，是一种管理体系比较松散的“加盟店”联结形式。

　　这些集团公司，笔者认为最大的特点是“集”而不“团”，“神散形不散”，很江苏。

　　南通某建一位集团总工曾经跟我说：“这是由数量众多的小舢板捆绑成的‘航空母舰’看上去体积庞大，但没有多少战斗力。”一个浪头过来，樯橹灰飞烟灭。

　　这种经营模式优点在于，基层各个单体会非常活跃。因为各自经营的业绩，都是真金白银地揣在自己口袋里，所以开拓市场的积极性都非常高。

　　但这种分权过度的经营模式，弊端也很明显。毕竟独立经营，各自为政，企业就很难做到大型化、集约化发展。

　　集团公司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存在，难以统筹各个事业部进行整体经营，形成规模效益。

　　颇为吊诡的是，这种经营模式下，集团层面甚至都不关心各个事业部承接项目的风险评估情况，因只要有工程款额进账集团层面就有收益。

　　所以始于1997年左右的南通建筑业体制股份制改革，是一次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，或者说是伪市场化改革。

　　这种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形成的经营模式要命之处在于：集团的财务控制能力非常薄弱。

　　从创造的产值上看，集团貌似会有很大的货币资金存量，其实都分散在各成员单位（事业部），集团总部的资金存量很小。

　　集团层面更像一个融资、投资平台，却又不能有效监控分、子公司财务收支，不能迅速掌握企业整体资金的存量、流量和流向。

　　遇到2021年地产行业“暴雷”高发期，巨大的震动很快就传导至作为下游产业链的建筑施工行业。集团平台无法（也无力）及时控制成员单位持有地产公司巨量“商票”，一旦无法按期兑付，紧绷的资金链就被拉断，全盘皆输。

　　企业经营运行质量不高，建筑工程尤其房建工程的产业集中度过高，产业结构不合理，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，进入“价格战”恶性循环的窠臼。

　　缺乏资本运营的理念和战略，缺少具备资本运作能力的人才，更缺乏多元化经营，多行业投融资的能力。

　　缺少充分市场化的环境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因。南通建筑业并非不清楚将产业重心放在房地产行业的危险性。但回款有保证的重大基建项目领域，即便你有一百多尊鲁班奖“小金人”加持，也难以染指。

　　有调查显示，作为“建筑之乡”“匠工之乡”的南通，本地建筑技能型人才不足10万人，仅为历史上最高峰1998年的25%。就是说当我们重拾“工匠精神”，以为南通建筑又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，却尴尬地发现，匠工没了。

　　这里有个社会大背景要交代一下。南通市当前最为突出的城市矛盾，当数城市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。2022年的《全国深度老龄化TOP50城市》榜单中，南通居首。60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30%，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22%，成为我国人口深度老龄化第一城。

　　就在前年底，南通某建在年终会议上在向各个分公司、事业部发文，让大家建言献策，探寻建筑业未来的出路在哪里。

　　南通某建在这份函件中，提到了“建二代”这一概念。据统计，南通市建筑企业负责人30 岁至 40 岁之间占比仅为5%，30岁以下基本空白，企业家人才也严重缺乏。

　　这是南通建筑业面临的又一个人力困境：建筑企业负责人年龄呈老龄化态势日趋明显，后继乏人。别说建筑工匠，现在就连老板都不够用了。

　　前段时间我在宝山一个项目上遇到架子工承包人小龚，看见他悠闲地在工地上逛着。说起目前的状况，也是颇为感叹。

　　他说五六年前在公司的无锡某项目，架子工有近60人，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。而现在，只有13个人，还不知道往哪里安排了。

　　更让他犯愁的是，这13个人中，只有两个在55周岁以下。根据工地管理规定，超过55周岁，就不再给办理登高作业证了。

　　“小龚”，这是个多年来一直延续下来的叫法，因为当年他在工地还是个“年轻人”。其实小龚作为一个“六零后”，明年就满60周岁了，成为真正的“六零后”……

　　鲸鱼在海中死去后，它的身体会沉入大海，慢慢坠落，科学家为这个现象取了一个特别美丽的名字——“鲸落”。

　　但一个大型企业的陨落，当然没有这般诗意的唯美。那只有希望它带来的警示和阵痛，能让困顿中的建筑业警醒，正本清源，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

　　1.李启明·江苏更高水平“建筑强省”建设探讨【J】江苏建筑·2018年增刊（总第193期）·P1-5

　　2.国家统计局，南通市统计局．南通统计年鉴【M】．北京：中国统计出版社，2007-2020．